新冠肺炎疫情高发期间，《打边炉》曾刊发了对孙振华博士的专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他提出在武汉建“哭墙”的设想，并指出“直指人心的艺术才具有力量”。虽然这个计划因为诸多原因，未能付诸实施，但作为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孙振华与湖北艺术家傅中望持续多年在湖北所展开的公共艺术实践，对这个中部省份的社会状况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希望通过公共艺术行动，来激发这个传统经济带和内陆区域的活力。值得一提的是，襄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和工业城市，襄阳华侨城进驻襄阳，邀请了傅中望和孙振华介入这个地方的公共艺术计划当中，与华侨城全国版图中的其它艺术项目略有不同，襄阳华侨城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项目，未来的入住人口和辐射影响都不可小觑。孙振华提出在这个大型社区做公共艺术，是否可以在总结中国公共艺术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摸索出一条全球视野下的公共艺术的发展路径，而其中最核心的一点，他认为就是，要能够通过制度建设，来杜绝当代艺术创作和落地过程中的弊病。在他看来，中国的公共艺术，也是时候要作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现在中国公共艺术不缺作品，也不缺小镇，这都不是重点，制度建设可能是今天我们中国公共艺术最迫切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瓶颈。现在很多公共艺术项目之所以做不好，做一下就没下文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持续的机制。比如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之所以成功，成为全球知名的艺术节品牌，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有一个好机制。它可以三年一届持续地这样做下去，各方面很完善。我们要将公共艺术工作继续做下去，一定是要先有制度建设和机制设定，再慢慢与各方合作，并有一个验收和监督的方法。国内很多公共艺术项目，有时候太急于求成，一开始轰轰烈烈，但没想好后续如何发展和持续，做过就做过了，事情很快就没了。我觉得这类问题在中国好多地方都有出现。所以当我和襄阳华侨城讨论襄阳奇妙镇的公共艺术项目时，我觉得我们应该探索一种公共艺术的机制，这是襄阳华侨城有条件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华侨城集团做过很多艺术活动，如果在奇妙镇这样一个规模大，有很大发展和想象空间的地方，能形成一个公共艺术的整体机制，包括公共艺术的机构、公众参与的机制、活动的机制、组织的机制、资金的机制、营销推广的机制等等，那可能会成为全国率先做公共艺术制度建设的范例。我还建议做一个襄阳华侨城公共艺术总体规划。总体规划意味着分期、分片区，根据整个镇建设的节奏把公共艺术嵌入进来，形成一套有序的机制后，未来的持续性就不是问题。公共艺术的创作模式也需要一些根本的改变，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很重要的体现就在艺术民主机制上。我们在奇妙镇的公共艺术创作采取创作营的模式，艺术家、组织方、策展团队、业主方一起参与创作营。共同分享国内外案例，大家一起实地考察、研讨、设计方案、创作。这个模式有几个亮点。首先，我们强调共识、共创、共生、共享的原则，我们先达成共识，一起来创办这个公共艺术项目，打通甲乙各种关系。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的很多决定里，艺术家和策展团队的意见会被重视和尊重，襄阳华侨城给艺术家非常大的空间，反倒是我们很希望各方都参与进来一起讨论。这种合作模式打破了传统上甲方出钱请乙方做项目的方式。其次，我们还会强调头脑风暴式的工作方法，不同于过去那种一个人苦思冥想的方式。艺术家有了一个构想，把它拿出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建议。艺术民主就是要讨论，讨论会形成共识，虽然我们没有设置投票环节，毕竟艺术不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但我们鼓励所有人把赞成和不赞成的意见都表达出来，听不听，最后还是艺术家自己决定。我相信这样的议程设置，会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艺术家参与一个公共艺术项目的前提是要自愿，要有意愿来参加才好，而策展团队和艺术家之间相互要比较了解，在技术上和其他方面才容易达成共识。这次创作营的艺术家的参与机制，分为两个渠道，一方面是公开征集，另一方面我们也试探性地邀约了一些艺术家。在这次的制度建立当中，我们就考虑到要有一个“退出机制”。不是说我请你来了，你就一定要在这里立一个东西。可能艺术家来了，也驻营和创作了，但艺术家的创作如果大家都觉得不成熟，或艺术家自己觉得也不成熟，跟环境不匹配，可以选择退出。而且退出的人，我们还会有一点点补充的费用，毕竟他为此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我们的补偿费用也是表示对艺术家的尊重。我觉得这样的退出机制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创作机制的一部分，我希望以后这个机制能对中国公共艺术现有的种种弊端起到一个匡正作用。目前国内的公共艺术创作不太讲究创作和现场的关系。很多时候的情况是，艺术家从电脑里拿很多作品方案给项目负责人应急。我知道有的人电脑里有上百个方案，哪里有项目，就往哪里投，但艺术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提交这样的一个方案，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做，说不出理由。有时候同一个作品方案，会时不时地被拿到不同地方展示，上海有活动时，拿到上海，但拿到上海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不出来，或者简单蒙混过关。我们希望襄阳奇妙镇的公共艺术一定要在襄阳这个地方生长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公共艺术节的主题是“奇妙生长”。“奇妙”是强调跟镇的名字或者是和它的诉求相关，要求好玩，有趣，要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这次的创作营，就是在奇妙镇的施工现场住房车，我们希望艺术家从全国各地来了，要感受下正在建设中的现场，要感受襄阳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社会环境。这个创作营的设置，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和感受现场，要针对这个真切和现实的地方现场来做创作。公共艺术的作品是不是一定要用永久性的材料，我觉得未必。传统的公共艺术形式，比如城市雕塑这个概念，基本不会出现在奇妙镇里。我认为艺术家可以做雕塑，但一定要适合这个地方，我们才会考虑，这一次我们更偏向于多媒介的创作方式。如果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应的话，一些活动类、事件类的作品，也未尝不可以在襄阳发生。比如“握手302”这类做很多社会活动的艺术机构，这次也参与进来了，只不过他们现在在奇妙镇会遇到互动上的困难，这里是一个新区，还没有居民，这给她们带来了挑战，但我觉得挑战和难题也许是好事，这会让她们在一个有限定性的环境下拿出新的方案。一个小镇的公共项目建设会有景观团队做构筑，有时候他们会希望艺术家介入进来一起设计。像之前襄阳华侨城设计部的主管来跟我介绍他们的想法时说有个酒店的设计希望艺术家介入。当时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酒店已经把大部分空间设计好了，只是想再找一些艺术家作品放进去，这就会变成一个很商业的氛围，艺术家的作品在里面可能会被整体的设计淹没。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从设计开始，无论是空间内部还是外立面的设计，让公共艺术家一起参与，这样可能会做出真正地道的公共艺术。像国外有些公共建筑的设计，整体出来的效果很有意思，我想应该是艺术家从前期开始参与的，是一个真正跨界合作的团队完成的。公共艺术节会有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共同参与，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设计师爱说他们是解决问题的，而艺术家可能更多是提出问题或者制造问题。设计师面对一个地方时，会通过设计把这里呈现得更美，功能更完善。艺术家有时候可能会面对这个地方提出一些质疑和不认同，让人产生警醒、反差，是一种思想性、个人性、不顺从的角度和方式。比如在一个环境里设计一个椅子，设计师可能会考虑椅子的曲线是否符合人体工程学，是否舒适。但艺术家可能会让一个很好的椅子变得不同寻常，当公众寻思为什么不同寻常或者这个不寻常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时候，思想的激发就开始了。我们希望公共艺术节能在大众层面建立更广的影响，商业是一个传播路径，也是一个实现良性循环必须考虑的问题。比如一些公共艺术作品可以做衍生品，在地铁站、商店里面售卖，同时也是一种宣传，一种经济回报。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就做得很好，它既卖门票，也提供住宿，游客观众去一趟，确实能得到很丰富的享受，同时他们也产生消费，这就是一个良性的消费机制。虽然价格不便宜，但每年都很多人愿意去，这就很成功了。资金的保障也需要制度建设的配合。国际上的相关制度比如有“公共艺术百分比政策”，但目前在国内很难也做一个“百分比政策”，我们需要寻找另外一条合适的路径，比方入驻商户、居民、管理方、业主方是否能共同设立一个委员会，来保障常设的资金。艺术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怎么跟文旅产品、衍生活动绑在一起，产业化地推出来，这些都是制度建设里的重要内容。大城市的公众，比如深圳的企业、机构里的白领，受过很好的教育，对公共艺术的接受度、包容度是比较大的，但在襄阳，公众对当代文化的接受程度跟深圳会有差别，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公众需求情况来考虑公共艺术和地方怎么结合的问题。在襄阳做公共艺术，我特别强调要有趣的、要奇妙、要好玩。在襄阳做公共艺术，不一定要承载那么多社会使命或政治、文化主题的表达，而是要呈现出一个积极向上的、促进生活丰富多彩、多样化的项目。这里考虑的是怎么调动公众参与，让公众在这个空间里感到愉悦，这就是对社会、对公众的一种尊重。所以我们既要保持一个艺术家的独立思考，也要更多地和公众在一起，创造一种快乐的可能。任何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文化生活的培育，都需要一个过程。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在未来发展规划上还是需要做一些转化。城市文化还是要越来越多地注入当代的元素。像襄阳这个地方，是古城，审美上也偏传统一点。襄阳人太习惯于他们过去的模式，比如生活习惯上，早上起来就吃牛肉面，也不想着改变一下。这种饮食习惯的坚守，虽不能说不好，但太同质化、太单一了。人们在一个旧城里容易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地循环。襄阳华侨城在这里做公共艺术节，从文化上讲，它会给襄阳带来一种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就像鲶鱼一样，把一个平静的水面搅动一下。这种搅动给当地的人居生态带来的联动效应还是蛮大的。公共艺术会跟当地传统文化形成一种差异，至少会让当地的老百姓去想“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些事情完全和他们过去想象的生活不一样，这也会去搅动和激发一些东西出来，甚至可以推动地方创新，使得这个城市的精神价值更加多元和丰富。这么多年来，有许多公共艺术项目找到我，我的态度是顺势而为。如果各方面条件成熟了，有一定的共识作为前提，那就可以做。因为我觉得做公共艺术需要一个过程，它跟一个地方和一个城市的政府、经济、文化以及公众对公共艺术的认知等等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公共艺术的发展，和地方的整体发展水平、文明发展的程度是相关的，缺一不可。即使一个地方的经济很发达，但社会文化上如果没有一种积极参与讨论的氛围，那也不一定能把公共艺术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公共艺术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东西。我们说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公共艺术水平高，它意味着一个地方的整体文明程度高。反过来讲，我们从公共艺术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文明的水平，也可以说，你在推行公共艺术，倡导公共艺术的这些理念时，其实也是倡导一种文明的理念，一次整体文明的推进，促进的是社会进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公共艺术，它还真不是一件小事。当一个地方的公众能高度参与艺术，就说明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政治的、生态的这些文明程度都跟上来了，这个社会肯定是往前发展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公共艺术人的责任和使命。 在一个已有的空间中，甚至是衰败的、废弃的地方做公共艺术，我会觉得挺有意思，这其中其实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通过公共艺术为这个地方注入活力，让一个被遗忘的地方焕发生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我们之前在成都蓝顶，那边有个老房子，因为打算拆了，我们就可以尽情地用来做作品。我找到艺术家邓乐，邀请他参与进来，他的创作方式是打孔，他之前有件作品就是在一尊古典雕塑“维纳斯”的造型上打很多孔。邓乐在羊蹬镇的那间老房子上打了很多不规则的一个个圆孔，出来的效果很好，后来大家就不舍得拆那栋老房子了。艺术家打算在这些孔上镶嵌玻璃，做成酒吧之类的空间，这就实现了公共艺术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变旧为新，变废为宝。从理论上讲，在一个新的地方做公共艺术会更容易一些，但在资金的耗费上也可能更多一些。我们在奇妙镇做这个公共艺术节，有一个短板是由于这里很新，周围没什么居民，所以居民的参与互动方面比较薄弱。从公共艺术的发生来讲，如果在一个老的区域发生，跟当地居民的互动就会更有历史感，能够通过艺术让当地居民知晓历史的变化。当然，奇妙镇在未来会聚集大量人群，一旦这里的购物、消费、民宿等业态做起来后，居民、游客慢慢进来，氛围就会形成，现在还处于社区文化创造和构成的过程中。做了这么多年的公共艺术，我越来越相信，好的公共艺术，一定要让人有亲近感，而艺术家的创作，也要多从人的生活出发，关注细节，关注人的各种体验和感受，拒绝那种非常表面和肤浅的“高大上”。如果公共艺术能有一定的功能性，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而不只是单纯地关注艺术和审美。最近这些年，我一直非常强调和倡导艺术的生态化，我们一定要和过去那种挥金如土的艺术工程拉开距离。今天这个时代的艺术，保持质朴性非常重要，在昂贵的材料上做文章，越来越无效，公共艺术的好与坏，关键在于它能否打动我们，能否唤醒我们的记忆，能否激发我们思考和创造。
孙振华：这次疫情不能淹没在庆功的尾声中，倡议在武汉建“哭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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